“也是大人运筹帷幄得时，俾职全耐大人的照应。”冯国璋谦卑至极的把功劳全退给袁世凯，“只是让李想在湖北如此逍遥，也是俾职办事不力的结果。”

听到李想的名字，袁世凯的心中闪过一丝莫名其妙的情绪。李想最近的一番胡闹，虽然使他另眼相看，但还不够资格做他的敌人。李想这回在汉口租界可是把事情闹大发了，当年庆军夹着义和团在北京东郊民巷也这样闹过，后来的庆军将领的结局不知道有多凄惨。袁世凯和洋人打惯了交道，对洋人也深刻的了解，也知道洋人的厉害手段。洋人对这些人是恨之入骨，在袁世凯看来，李想还没有资格做他的敌人，也是没有命做他的敌人。

袁世凯抬起右手轻挥，冷哼一声，“李想能闹出什么花样来？就是一个义和团第二而已。他在洋人租界里杀人放火，洋人会放过这种人吗？”

冯国璋低眉顺目的说道：“洋人的十六艘军舰都沉在汉水，他们现在可能还腾不出手来对付李想。何况洋人做事向来讲规矩，开战之前都会下战书。以前遇上排洋的事情，洋人都会先向朝庭提出抗议。如此朝庭处置不公，使洋人不满，才会出兵开战。”

袁世凯轻抵额角，凡是扯上洋人的事情都是麻烦，但也是机遇。他老袁就在镇压义和团的事情立下大功，才有了今天的权柄。此次事件，只要处理得好，洋大人们高兴了，就是对他逐鹿天下最大的帮助。

袁世凯叹道：“洋人为什么会支持我出山？还不是想借我的手除掉李想。我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不在遭一次庚子年的罪，才勉为其难出山主持大局。只有除掉李想，才能平息洋人的怒火，不再上演庚子年的悲剧。李想实在是千古罪人。”

袁世凯满口的悲天悯人，对于李想的所作所为痛心疾首，为自己的野心贴上正义的标签，即使在心腹爱将面前也不忘演戏。

“大人胸怀，俾职望尘莫及。”冯国璋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拍一下马屁，虽然心里已不屑作呕，显出的演技也比袁世凯差分毫。“据俾职所知，匪党也是非常在意洋人的承认，也极怕激起洋人的怒气。武昌的匪党政权，就曾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统帅”的名义向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发出一个照会，这个照会声明：“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承认保护”，“应付之赔款或外债，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这个照会同时也声明：“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用之物品者，一概没收”，“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于此次照会之后，清政府如与各国立有条约，

无论何种，军政府概不承认”。（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08-309。这个照会的内容，大体上就是同盟会预拟的“对外宣言”，见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匪党本来以为由匪党政府发出这样的宣言，就可以争取各国来同情革命以至“承认”革命政府，事实就已证明这不过是个幻想而已。何况李想在汉口闹出这样的排洋大事，洋人是对匪党恨之入骨。匪党内部本就是一团散沙，这回找到借口，还不把李想往死里整。”

虽然武昌咨议局红楼百般示好，洋人还是不领情。驻汉口的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发出一个布告，

其中说：“本领事等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这个布告使革命阵营方面的人非常高兴，他们把所谓“严守中立”解释为列强已“承认”他们是与清政府有对等地位的“交战团”。其实这完全是误解。英国公使朱尔典11月8日在致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就说明，革命军方面“自谓各领事已认彼军为交战团，据本大臣所闻，

则实无其事”。

其实帝国主义列强都不愿意看到，也不相信正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会取得胜利。虽然革命阵营方面竭力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得罪外国，

并无“排外”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无理由地担心，打在他们的走狗清朝政府头上的革命大棒有可能直接打到他们的头上来。在武昌起义后八天，俄国驻北京公使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主要的危险在于叛乱可能延长，或具有敌视外国人的性质”，他甚至认为清朝政府在无法平定“叛乱”的情形下“可能试图把反清朝的运动转成反清朝的运动转成反外国人的运动，正如1900年时它所做的一样”。（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341-342。），稍晚一点，日本驻华盛顿的代办也向美国政府表示，

“如任此种情形继续发展，不仅影响商务，恐将爆发类似拳乱之排外运动”。（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489。）

洋人在担心，也许此地无嬴三百两，也有人是实际行动。小东洋便参与了这种转化，老毛子也许在暗中推了一把手也未可知。英美不希望与中国开战，但是日俄却迫切希望和中国开战。

袁世凯在意的原来革命党人也这么怕洋人，也许不用出手，李想的麻烦就解决了。但是李想如果革命党人内部解决，那么湖北依旧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革命党人手握湖北，还是一样可以嚣张。

袁世凯遂向冯国璋说出一句交心的话，“不得阳夏，不足以夺革命之气。”

冯国璋突然顿悟，北洋军要不亮出獠牙，给革命党人一点好看，这回革命风雨就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