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他的人的时候我们翻阅一些资料，其中是一个人对他的描述，原话是这样说的，“在北京的时候，就听北京同行说白宝山极其爱面子，抓他的时候因为没有穿上衣，铐得也比较紧。起初审问他的时候，他态度很强硬。后来，同行给他穿上了一件衬衣，并两次给他松了松手铐。再审问，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同行们发现了这一点，对他的关心多了，对他的审问也比较顺利了。为此，白宝山还得寸进尺地要求吃干部灶。

到了乌鲁木齐后已是黑天了，我们直接将他押到看守所，办完交接手续后，就将他交给了看守所的同志。第二天我们去提审他，他的态度很不好，一点都不愿意配合。细问才知，因为忘记给他安排被褥，他一夜是扛过来的，加上号子里的人又不知道他是谁，压根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完全没有了北京号子里的那种优越感。他继而又提出了要吃干部灶的要求。

审讯后期，他的情绪也有所波动，口供曾有过反复，比如他突然又交待在那次惊动巡警向沙漠逃窜的过程中，曾遇到一个人，就开枪将此人打死并挖坑将其掩埋。我们立即派人到他所说的地方进行查找，但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回来问他，他说：‘你们给我买双棉鞋，我带你们去。’后来我们商量，不排除他想逃跑的可能，就没有带他去。”

张征说：“审问后，我们直接将他带往北京机场，十几辆警车开道。因为白宝山带着手铐脚镣，我们还给他戴了面罩，所以，上车下车走路都得由我们搀扶着。到了机场，我们从特别通道直接走近飞机。在上飞机舷梯的时候，白宝山突然狂燥不安起来，他挣扎着大喊：‘我憋闷死了，你们要干什么？’他的力量蛮大的，挣扎中把面罩撕扯了下来。

强烈的光让他半天没有睁开眼睛。等缓过来睁开眼睛后，他紧张地看着四周，当他认定这是飞机场的时候，明显地看到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看到他这副表情，我心里猜测着，他刚才那么紧张，是不是以为他在赴刑场，将对他执行枪决。

在飞机上，我们押着白宝山坐在后舱，在中舱还有同事押解着他的情人谢宗芬和他的哥哥。为了不引起其他旅客的注意，我们用毯子盖住了他的手铐。其实为了安全地完成押解任务，公安部和民航总局都经过周密的部署，确保万无一失。在途中我们没有说很多，我问过他坐过飞机吗？他说没有。”

作为白宝山的情人，谢宗芬在白宝山案中有无法推卸的罪责。是她的一句话触动了白宝山犯罪的神经，是她亲手为白宝山缝制了装枪的布袋，她亲眼看到白宝山杀死了他的同伙吴子民……当然，她也受到白宝山的威胁恐吓，在那片小树林里，她在黑暗中见过白宝山眼神里掠过的凶狠目光……她是在拿到白宝山分给她的11万元.

刑侦支队二大队女刑警刘彬回忆：“我和张大队一行赶往北京，之所以我能接到去完成这个重要任务，正是因为有谢宗芬。”

第一眼见到谢宗芬，并不出人预料，四川女人普遍的那种美，不算惊艳摄魂，但也白净顺眼，小巧玲珑的，骨子里还是透露着那么一股子乡土气息。看上去比她实际年龄要小得多，顶多30出头的样子。

在四小时的旅途中，她向我叙述了她的一生。她是父母的独生女，从小受宠，长大后，父母只要她顺从一件事，那就是嫁给他的丈夫。她顺从了父母，但却憋屈了自己。即便是和这个窝囊木讷的男人生育了两个孩子，他们夫妻的感情也依然很淡。

不愿安于现状的谢宗芬，来到北京图谋改变生活，在北京摆起了布摊。其间，认识了白宝山的母亲，并成了熟人，经常去白家串门。白宝山出狱后，在家认识了谢宗芬。他们彼此感觉不错，互相的关心温暖着孤寂的白宝山和无助的谢宗芬。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白母要白宝山送谢宗芬回她租住的房子。在这个夜晚，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