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辉同志建议紧急情况下我们出兵九州帮助建立日本的共和国，这想法是不是太激进了？会遭到当地日本人民的反抗吧？”连章瑜这么大胆的同志都感觉这件事不靠谱。

北一辉的计划是先在整个日本发动要求减税的串联，尽力阻止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倒也算是抓住了重点，日本想走军国主义路线就必须增税。甚至不用走军国主义，仅仅把现在的日本军队数量以及装备恢复到台湾战役前就需要大量增税。所以北一辉的计划得到了高桥是清的支持。

在这个计划延伸部分，如果最终的努力不成，引发日本国内大规模反抗事件发生，北一辉建议人民党趁这个动荡的时期进入九州，在九州强制推行包括土改在内的政策，建立起革命政权，日本同志也会尽力帮助。

这个想法从理论上是没错的，如果不能证明真正铲除了旧有封建制度之后，日本民众的确能够在新制度下好好生活的具体实例，革命的确是没有办法继续推进的。在工业国体制下，一部分农民起来造反直接成功的几率等于零。内部战争或许能够导致工业国政府破产，可这不等于革命成功。

即便是陈克这么见多识广的家伙，也只见过美国把日本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之后，强制从外部开始推行日本政治的变更。至于日本内部的革命么……，这还真的没见过。陈克只见过日本疯狂屠杀本国社会主义者的做派。

所谓“伟人”就是能走出至少是指出一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可行道路的领导者，即便是陈克这么一个专注抄袭正确答案的家伙，现在也能冒充领路者。痛打日本，对陈克不是新路，但是真正的推动日本革命，彻底铲除日本的封建制度，却是从所未见的一条道路。

“我们是不是派人到日本调查一下？”陈天华给出了这么一个建议。政治局常委里面就他一个人去过日本，那还是在30年前，还差点娶了个日本媳妇。俗话说30年河东30河西，日本现在的具体情况如何，对人民党也是个模糊不清的事情。特别是日本人民对待革命的态度，更是一个问题。

“工业国没有不搞民族主义的，这民族主义一搞，就扯了蛋了。”章瑜倒是对现在世界上的普遍潮流比较清楚。

民族主义或者说极端民族主义名义上臭大街，那都是二战之后的事情了。要是没有小胡子那雅利安人的闹剧，民族主义也不会被视为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不正确性。在二战前，民族主义还是世界的主流政治正确性之一。

例如中日之间的矛盾，对于日本的普罗大众甚至中国的普罗大众而言，不用费力分析，一句“他是中国人”或者“他是日本人”，这就能给大众一个足够的交代了。这就是民族主义的特点。统治者们是要利用这种非常容易上手的工具来转移国内的矛盾。

相较中国花了大力气去逐步解放日本，还不如中国先征服日本再彻底改造日本。这样效率能提高，成本还能降低。

“走一步看一步，让日本先自己闹着。”陈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想追求最省事的办法，“咱们人民党对中国的国内事务有义务，却没有义务去解决日本的事务。宝贵的国力用在眼下，几年后就能有几倍十几倍的产出。那时候解决日本也更有效率一些。”

这也是老生常谈之一，中国在基础建设、教育、科研上的投资不可谓不大，大到了中央政府都呲牙咧嘴的地步。大萧条之前，中国还能靠对外贸易顶着。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就可以活跃生产，降低国内成本。大萧条发生的现在，贸易平衡之下的进出口就呈现疲软的姿态。加上陈克亲自批准的很多大投入项目都属于跨时代的科技，距离见效益还需要些时间。

“那怎么回答北一辉同志的请求？”陈天华其实还是希望亲眼看到日本的人民革命。

“告诉他，中国革命与日本革命不能是简单的模仿。两国情况不一样，道路也肯定不一样。另外，请北一辉同志注意日本国内很可能出现的对高桥是清现行政策的反扑。”陈克给出了一个答案。

北一辉到没有因为遭到人民党含蓄的拒绝而不满，他深知自己也感到了革命力量的弱小。人民党爱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因为在政治以及文化上，中国好歹有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社会流动性并不算差。于日本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相比，戏里面敢唱“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中国人民反倒没有那么多精神上的包袱。

至于高桥是清的政策遭到反扑，更不是什么稀奇事。

日本首相高桥是清采取的通涨经济学不能无止境无限制实行，明眼人都知道这种做法会招来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胀。就北一辉与高桥是清的交流中，高桥是清对此也当然心知肚明，按照高桥是清的计划，他准备在日本经济“欣欣向荣”时突行“釜底抽薪”之策，即反“量化宽松”。

主要手段是大削包括军费在内的公共开支。公共财政改弦易辙，以当时日本政情必须各部会同意才能实行，而高桥是清已经颇为顺利地说服了内政、商业及农业部，因此高桥这份最后预算被称为“合作预算案”。

唯一说服起来比较困难的是日本农业部与商业部门的一场官司，大萧条时期，高桥是清不惜重金从美国引进了合成氨技术。技术很好，可是技术转化成实用产业的过程中有一个早期成本过高的问题。幸得高桥是清还搞到了“中国制碱法”，总算是不再靠进口中国的廉价纯碱。节省了大量的对外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