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ng向邓名诉苦的,不久前于佑明联合其他浙江将领已经派人跟着空船返回,狠狠告了刘晋戈一状,同时也说了不少熊兰的坏话。当时邓名正在忙于寻找战机,准备追击撤退的李国英,因此没有时间安抚浙江派,还问他们为何不向提刑衙门申诉。
这个答案当然不能让浙江派满意,使者们委屈地指出,袁象和刘晋戈是刎颈之交——听说当初刘晋戈在东川府负伤,正是袁象照顾了他一路,称得上是前者的救命恩人。
“这就是我让刘晋戈办事,而让袁象负责提刑的原因!如果反过来的话,无论袁象干得是不是天怒人怨,刘晋戈都会装看不见。”邓名在心里说道,不过这句话万万不能从自己嘴中吐露出来,只能好言安慰这些使者一番,称袁象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品德高尚、主持正义,让他们先设法去与提刑衙门沟通,如果等邓名回到成都时还没有解决问题,他当然会亲自过问。
等见到秦修采后,邓名才感觉到成都的问题比他想象得严重。成都百废待兴,对各种工具、器械的需求旺盛,只是因为百姓极端贫困所以工商业才持续萎靡。邓名设计出欠条来替代货币,也有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意图。据邓名的理解,信用货币和银行都是在用明天的繁荣为保证,以渡过今天的难关——创造出明天的繁荣景象。
得知刘晋戈多收了很多粮食,邓名在最初生气过后,很快就发现刘晋戈反倒是创造了一个良机,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广纸币——如果没有刘晋戈的擅自征税,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说服百姓用粮食交换欠条——从这点上来说,刘晋戈倒是纸币改革的大功臣。
离开成都前,成都的工商业已经因为货币的刺激而出现发展的苗头,邓名当然不愿意这个情况被逆转。信用货币是用未来的繁荣为抵押的,这笔欠账不但要还,更要付利息,如果未来没有繁荣,这么一大笔债是没法还上的,工商业也会被打回原形。
因此邓名不想草草应付,而是把军务抛下,认真斟酌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他把秦修采再次找来:“你立刻返回都府,告诉熊行长,不能允许物价这样跌下去。”
刚听说成都的物价下跌,邓名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本来他想当然地认为,随着大量人口涌入,成都的物价应该节节攀高才对。但通过一晚的思考,邓名发现了自己的思路误区所在,那就是新来的人口是没有货币的,所以在人口涌入造成的物价上涨中,上涨最快的是货币这种最重要的商品。
因为新的移民没有货币才导致物价下跌,想通了这一点,邓名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所有的新移民发补贴。若是所有的人口袋里都有钱了,那么物价当然会上涨,从而刺激工商界雇佣更多的短工、购买更多的原料和工具并且扩大生产规模。
不过转念一想,这种滥发补贴似乎会导致其它问题,所以邓名决定把补贴发给一批急需购买生活、生产用品的人群。
邓名对秦修采说:“我已经写好给刘知府的信了,让他立刻拿出一百二十万元的欠条发给今年刚从军中退役的同举人,制止物价下跌。如果不够的话,我会让他拿出更多的欠条。”
看到秦修采流露出不明白的样子,邓名就拿出写给刘晋戈的信,让秦修采看了一下。在信中邓名先是对刘晋戈的政绩大为称赞,说自己通过各种渠道得知,知府衙门在积攒了大量的粮食的同时,还拥有了至少三百万元以上的欠条储备。
“……不过zheng fu除了挣钱以外,如何花钱也是很有讲究的。对zheng fu来说,钱不能用来驱逐外敌,所以需要设法用钱取得人心、交换到装备。如何做到这些呢?我们一步步来,这次我给你的任务不算太难,先帮我收买一下人心、军心……”
邓名给刘晋戈的信很长,口气也很亲切。秦修采在心里揣摩着邓名给自己看这封信的用意,觉得自己已经深谙提督的意思,除了熊兰以外,绝对不可以把看过这封信的事情泄露给其他的人知道。
收买军心的具体措施就是给退役的士兵发钱。不是每个退伍军人都享受三年有效的二百元补贴么?邓名让刘晋戈马上给这六千名退伍军人每人发二百元,而且要告诉他们这是额外增加发放的,并不影响他们未来三年内的补贴领取。
邓名要刘晋戈自己去斟酌该如何宣传zheng fu这次发放的意义,能够让成都周围的百姓觉得从军服役会有现实的好处,就达到目的了。在信的末尾,邓名还给予刘晋戈更大的权力:“若是刘兄弟觉得一个人二百元太少,效果不好,可以加发更多,只要总花费控制在二百万以内就可以。我期待着刘兄弟的好消息。”
秦修采看完信后,双手捧着还给了邓名。后者把它收到信封中,封上口,按上自己的印章,交给士兵送走。
这些同举人什么都要买,手里有了欠条,很快就会使用出去。除了这六千人以外,新移民的购买需求也要考虑。邓名深信只要帮他们渡过眼下的难关,他们明天会创造出很多财富来回报社会。
“回去告诉熊行长,他的放贷范围不要仅限于退伍军人了,这些新来的老百姓也可以放贷。不过要收利息,不能白给,毕竟他们和同举人、同秀才不同,还没有为朝廷贡献过力量。”邓名想了想,又道:“应该对那些勤奋做事的人有更多的鼓励,比如那些愿意在闲暇时间去商行做工的人,可以得到数额较大或是利钱较低的贷款。至于一般人嘛,我觉得把贷款额度设为一千元就可以,年利息收百分之五好了。”
很多刚刚抵达成都的移民身无余物,但即使他们只是种地而且只开垦了十亩,到年底也能够向朝廷缴纳一百元。而这不过是他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十几分之一,因此邓名认为向这些移民提供贷款是很有赚头的一件买卖,更不用说还能因此刺激工业发展。
对此秦修采固然不反对,但他仍然担心粮价。他向邓名指出,仓库里的粮食就算保存得再好,也会逐渐地吃光,要是欠条大量流通,粮价上涨是必然的趋势。而到了那个时候,若是刘知府不肯用粮食回收欠条,粮价飞涨就无法控制。
“对,你说得对。万一将来粮价控制不住,我不会责怪熊行长的,让他放心大胆地做事。现在恢复生产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当初不让他发太多欠条就是怕物价飞涨,影响了生产。”邓名宽慰秦修采道:“我从江南带回了大量粮食,今年就是没有产出,也足够大家吃了。”
但秦修采的疑虑依旧没有完全打消。熊兰和他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曹cao认为军心比粮官的xing命更重要,为了维持军心而不惜杀掉一个粮官;现在邓名嘴上说没关系,也可能是真心实意,但若是需要在平息民愤和保住熊兰之间选择的话,熊兰对自己胜出并没有太多的信心。
“你还有什么事吗?”见秦修采几次yu言又止,邓名主动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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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行长打算建立一个义仓,用来存米。”秦修采小心翼翼地说道。熊兰知道此举侵入了知府衙门的权力范围,不但会遭到刘晋戈竭力反对,也可能会让邓名不满:“这个义仓只做两件生意,用八十元购入一石大米,或是以一百二十元的价格出售一石大米。绝不改变售出或购入的价格,也不能拒绝交易。”
秦修采的建议让邓名顿时愣住了。当初他曾经设想让都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一百元购入一石粮食,但考虑到粮价不可避免的价格波动,以及储存成本、质量好坏等因素,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邓名只是对刘晋戈提出一百元一石的参考价格,具体的采购价格和采购数量让他自行斟酌。<,只要存在这么一个机构,那么成都的百姓就会对粮价有基本的信心。
“很多百姓不愿意把欠条拿出来用,就是他们怕到了收获的时候,粮价跌到每石五十元、四十元,甚至十元、五元的地步。”秦修采以为邓名听不懂,就给他解释起来。这种粮价暴跌现象其实是常见现象,谷贵伤农、谷贱亦伤农。每当收获以后农民就要缴纳赋税,在这个时候,粮商和官府往往就会合伙极力压低粮价,农民不得不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大量的粮食来换取足够的白银。有时因为官府的逼迫,农民不得不把口粮和种子粮都贱卖出去;等到缴纳赋税之后,粮价就会直线上升,为了活命农民又要去借高利贷,用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把贱卖出去的粮食再购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