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曾有无数雄伟瑰丽、美轮美奂的工程与建筑，堪称人类文明史、艺术史、工程史上的杰作，却很少留下设计师与建筑师的名字。因为都江堰我们记住了李冰，他不仅是一位匠人，也是秦蜀郡太守。因为赵州桥我们知道了李春，仅仅源自唐中书令张嘉贞《安济桥铭》中的一句话：“赵州蛟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

古老又年轻的北京城，有古今各处知名建筑，徜徉其中，你能记起的建筑师有几位？古韵与山水交融的香山饭店，会记起美籍华人贝聿铭；不伦不类的巨蛋国家大剧院，会记起法国人保罗·安德鲁；沦为笑柄的大裤衩中央电视台大楼，会记起荷兰人雷姆·库哈斯……

然而其中最应该记起、最值得尊敬名字是谁？很多人可能没有印象，他们是一对堂兄弟，哥哥叫雷宣，弟弟叫雷达——故宫的设计师、建筑师、工程总指挥。

故宫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据我所知，如今全国不少地方热衷于“申遗”，或者打着申遗的旗号搞各种开项目，往往为了各种所谓“遗产”之外的短期利益目的。

对于这种现象，不必太过热衷，甚至去舍本逐末。能被承认更好，但没必要强求这种形式上的心理满足，甚至去过度开。比如故宫，它的珍贵之处不在于某个证书称号，而在于它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自该珍惜、保护与纪念。

圆明园并没有因其珍美华贵而免遭毒手，相反，它恰恰因此遭劫。韩国人将端午节“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没有端午节。有没有端午，只在于当代社会生活中，我们是否继承了这一传统节日带来精神享受？它与韩国人无关，说实话，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没有半点关系。

有些东西，只在于我们自己是否珍惜、是否值得珍惜、又应该怎样去珍惜？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心态问题。

本世纪兴起的一轮收藏热，如今愈演愈烈，大有“神州亿人说收藏，千古遗物一日昂”之势。其推动的端却很诡异，始作俑者来自海外，从西方拍卖市场很突然的天价炒作中国文玩开始，以元青花与明清瓷器拍卖为代表。

这一轮热潮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的财富积累，从国家到许多个人已经具备了相当可观的消费能力。在这种背景下，投资需求与精神需求消费增长，收藏市场逐渐升温在情理之中。之所以说它来的诡异，是因为它展的太快太迅猛，有计划的操纵痕迹太明显，比股市里的强庄股还要明显。

江湖术的痕迹太明显了，幕后推波助澜者的吃相太难看了。不要狭义的理解“江湖”，如今世界就是一个大江湖。

如果有人还不太明白，可以举一个例子：古玛雅的水晶头骨与圆明园的青铜猪头，从人类文化价值来说谁更高？不言而喻！但是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愿意花大价钱去买的当然是猪头，而不会刻意去关注水晶头骨，原因很简单，猪头是中国流散海外的文物。——在国际江湖人眼中，中国与中国人越有钱，某些东西就更有“利用价值”。

这场炒作的另一个背景，是近代史上大量文物因西方列强掠夺而流散海外，这个过程持续百年，举一组简单的数据：根据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截至2005年末，国家登记在册的文物1200多万件，其中一级文物近11万件；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仅止海外二百多家知名博物馆中就收藏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收藏大约是馆藏的十倍。最保守的估算，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至少也在1700万件以上。

也就是说，埋藏在地下的不算，已出土传世的中国文物中，海外的收藏量远远大于国内的馆藏，而国内绝大多数馆藏文物是不可交易的。这一场炒作实际上是给西方收藏的中国文物带来了一次涨幅巨大的重新估值，推向市场后不亚于二次掠夺。

单纯搞考古的学者也许理解不了现今的收藏市场，比如先秦两汉的古玉礼器，年代更久远、传世量更稀少、文物价值无疑高得多，市场价格却远远赶不上明清瓷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清瓷器是海外文物中最有代表性的收藏品种，炒作符合掠夺利益最大化。

这一轮收藏热从一开始就不是以文化价值为导向，它带动了国内收藏市场的持续升温与黑市走私繁荣，也导致了两个影响广泛的后果——

先是伪造赝品文物的泛滥，本书中主人公游方的父亲游祖铭就是一位文物造假“大师”。由于真品难寻又价格高涨，大量不法分子将眼光投向了地下，中国大地沉睡千年的文物埋藏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盗掘狂潮，其流失与损毁的速度不亚于近代史上那一场百年浩劫。

媒体为了吸引眼球的宣传，也在有意无意间推波助澜。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妙趣横生说收藏时、倪方六老兄开博著书自封盗墓史专家时，是否注意到了这些？而我今天写《地师》这本书，虽以风水为题材，但在某些方面，也深感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