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充分表现穆宗的昏、暴的，一个是成禄案引的吴可读案，一个是欲重修圆明园而引起的天大风波。
成禄，乌鲁木齐提督，镶蓝旗。说起此人，书友们大约还有一点印象，左宗棠平定甘肃全境，朝堂之上，慈禧痛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窝在甘肃，新疆不敢去，甘回打不了，不晓得干什么吃的！传旨，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丧师失地，迁延不进，就地免职！”然后，“所遗乌鲁木齐提督一职，着展东禄接任！”
这是本时空的事儿，在原时空，平定甘肃花了更长的时间，因此，成禄有更多的时间为非作歹：
他身为乌鲁木齐提督，非但滞留甘肃，坐视新疆糜烂，前后七年，迁延不进，还苛虐驻地周围民众，前后索要钱银三十余万两——在甘肃那种穷地方，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士民抗议，成禄居然巫良为匪，纵兵虐杀二百余人，然后上报朝廷，说自己打了一个胜仗。
左宗棠西征，查得情弊，上折严劾，成禄“革职拿问”。
但成禄是醇王的私人，后台太硬，如此恶行，最后只拟了一个“斩监候”。
是个人就晓得，这一“候”，脑袋就算保住了。等到了皇帝大婚、太后整寿之类的“普天同庆”的大喜事儿，或“加恩”，或“大赦”，就可减刑，甚至释放。
一位甘肃籍的御史，叫吴可读的，悲愤之下。上折力争。内有警句：“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汇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这几句话，激怒了穆宗，认为吴可读欺他年轻，才出此锥心刺耳之语。于是，不但不杀成禄，反倒真要斩吴可读的头了！
这就太荒唐了。
成禄的案由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只是量刑的尺度，因为这个杀言官，不成了桀纣了吗？
这真正叫“亡国气象”！两宫皇太后苦劝，但穆宗了牛脾气，生母的话固然不听，一向敬爱的嫡母的话，也不听。
皇帝的要求太过分了，亲贵大员，一时之间，没有人肯主办这个案子。这个时候，醇王跳了出来：“我来替皇上出气！”
于是。醇王主持，三法司会审，竟真办了吴可读死罪！
到了“画行”的时候，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死活不肯下笔。
定死罪，需要三法司所有堂官，正、副都算上，“全堂阙诺”，缺一不可。就因为王家璧不肯昧了良心，阿附上意，吴可读终于逃得一命，改判了充军。
这位王家璧，在本书中也是出过场的，就是“铁路大会议”上，踌躇再三，才最后一个在支持兴办铁路的奏折上署名的那一位。
如果说，吴可读一案上，穆宗的表现，仅仅是“荒唐”，那么，重修圆明园一事上，穆宗的表现，就是“疯狂”了。
重修圆明园，亲政之前，穆宗便一直念兹在兹，一俟亲政，立即开始着手此事。
这里边儿，既有无可压抑的“游观之兴”，也有强烈的虚荣心在作祟：你们烧了我家的园子，我修个更好的出来，气死你们！
当然，重修圆明园，名义上是“感戴慈恩”，以之为两宫皇太后颐养天年之所。
百废待兴，资金紧绌，这个时候重修圆明园，以内务府的尿性，非把国家财政修破产了不可。阿房宫、艮岳殷鉴在前！恭王打头反对，穆宗居然对他六叔拍桌子，大声咆哮：“我把这个皇帝让给你做好不好？”
然后大威风，撤掉恭王一切差使——这还不够，“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入不入八分辅国公”。
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惊愤交谏，穆宗脾气上来，居然亲自拟旨，要将五军机、五御前等十位重臣，一起革掉。
这就不仅是“倒行逆施”，简直是“丧心病狂”了。
穆宗不明白：清朝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脱胎于满洲贵族共和，满洲亲贵，是政权的“股东”。就算经过康、雍、乾三朝，“股东”的“表决权”，就比例而言，相对于皇帝这个“董事长”降低了，但依然还是“董事”。
穆宗这么干，等于要把所有的“表决权”，收到“董事长”一人手里。这种行径，真正叫“动摇国本”，即以圣祖、世宗、高宗之盛年，也绝不敢干。他一个刚刚亲政，没有任何真正权力基础的毛头小子，就这么乱来，下场如何，用脚后跟也能想到。
早已“撤帘”的两宫皇太后，不跟皇帝打任何招呼，御弘德殿，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当着皇帝的面，恢复了恭王的爵位、差使。皇帝亲拟的那道撤军机和御前的旨意，自然作废，连明的机会都没有。
这其实相当于一场政变。皇帝的权威大损，两宫的手重新伸回了政府中枢。穆宗心灰意冷，更加纵迹于花街柳巷，直接导致了他的早崩。
穆宗的继任人选，有“立长”、“立幼”之争，“立长”皇帝亲政，“立幼”两宫垂帘。
满洲亲贵被穆宗的糟糕表现吓到了，那些已经成年的“爷”，看来看去，就没有一个靠谱的。所以，宁肯选择“立幼”——其实就是选择一直善尽职责的两宫皇太后继续执政。
关卓凡认为，穆宗的“桀纣气质”，绝对不是“灵光乍现”，略假时日，他会变真正的桀纣。原时空，穆宗因为早逝，被后人给予了过多的同情，但关卓凡以为，穆宗早崩，实在是中国人的福气；不然，中国的命途，必定会更加多舛，在时代的狂潮中，能不能够保持国土的基本统一。都是未知之数。
还有。穆宗和他的父亲、祖父一样。在对外的取态上，一样是保守的。
外国使臣觐见，原时空和本时空，都引起了相似的礼仪方面的纠纷，这方面，恭王等枢府大员，其实是愿意对外国使臣“曲予优容”的，李鸿章、左宗棠等封疆大吏。更是暗示，应该接受对方在礼仪方面的要求。
这种事儿，自然少不了清流们大“殿陛之下，自古无不跪之臣”之类的议论，但真正的麻烦，不是来自清流，而是来自穆宗——最不愿意看见“殿陛之下”出现“不跪之臣”的，是他自己。礼仪纷争上，穆宗是当事人，若当事人自己愿意以国际通行的礼仪接见外国使臣。清流们也不好再啰嗦什么，那么。近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就会向前迈出虽然不大、却非常重要的一步。
宣宗的保守，因初次和新时代、新世界打照面，手足无措，尚有几分可以原宥之处，愈往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保守，就愈不能原谅了。到了穆宗，已经是第三代了，在两次战败和洋务勃兴的背景下，他依旧秉持着爷爷辈的观念，真正叫“冥顽不灵”了。
穆宗的糟糕表现，不是教育失败那么简单。
对外保守，可以认为是“旧式教育”失败的结果——原时空，穆宗的老师，都是地道的“旧派”，没有一个“新派”。
可是，一句话听不入耳就要杀言官，一登基就要大肆修建“楼堂管所”——还是在财政左支右绌的情况下，这个，可就和他受到的“虚己纳谏”、“养护民力”等传统的“旧式教育”全然背道而驰了。
事实上，清朝的每一个皇帝，接受的都是和穆宗相似的教育，却只出了穆宗这么一个“异数”。
关卓凡认为，穆宗的“桀纣气质”，既然赖不到他受的教育头上，就只能认为是天性有问题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基因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