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恩俸”的数字，并非完全比照俸银。关卓凡的想法是，金字塔上部的稍少一点，金字塔下部的稍多一点，就是说，把大家的距离拉得稍近一点。

至于闲散宗室，人数庞大，但真正过不下去日子的，毕竟是少数。补贴也好，贷款也罢，实际支出不会太多，而且，一定是“严格审查”的。

闲散宗室也有相当的影响舆论的能力，但并不直接掌握话语权。对于这部分宗室，主要是邀买名声。

“奉恩基金”的放，是有一定的弹性和条件的。比如，每个月放“恩俸”的数量不是恒定的，“基金”收入多就多，“基金”收入少就少，“基金”没收入了，就可以暂时停下来。

某宗室如果受到朝廷的处分，也是可以“停俸”的。

和“双俸”一样，“奉恩基金”的“恩俸”，也可以不要。比如，某宗室如果反对新政，就有人会问一问你，要不要“辞了这个恩典”？

所以，支持还是不支持“新政”，大伙儿看着办吧。

如果每年花个一百几十万两银子，就能买个耳根清净，就能避开改革的种种阻力，值不值呢？

国家每年虚掷在“将养八旗”上面，要两千万两；即便省下一半，也是一千万两。

上海关的关税，一年超过一千万两，一百多万，不过上海关年入的一个零头。

所以，太值了。

实际上当然不会那么美妙。最有能力影响政策和人事的宗室，比如恭王和几个铁帽子王。并不见得在乎这点钱。不会为了这点银子改变自己的基本政策取向。

可有人在乎。在乎的人数还不会是少数。对于一些低阶爵位的宗室，一年多个几百两银子，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反对新政，就是反对他们的荷包。在上位者，不能不虑及“民意”啊。

还有，也不见得不能用经济手段，对宗室里面的几个大头子施加实质性影响，无非在哪个工矿里面给一点干股就是了。

这样。“新政”和旧统治阶层一定程度上就绑在了一起。

当然，最大的“赎买”对象，其实还是紫禁城里的那两位御姐。这个，关卓凡已经成竹在胸，另做计划了。

这是旗人的“上层”，至于拿来开刀的旗人“下层”，关卓凡认为，阻力不会像文祥等人想象的那么大。

当时的旗民，由于朝廷的奇葩制度——旗人除了当兵，什么事情也不许做。因此常常是一大家十来口子人，全靠一个当兵的一个月几两饷银过活。许多人家生活极其困苦。

北京还稍好点，在外省驻防的旗人，景况更窘。每年都有不少旗民冻饿而死，甚至不断生出了“逃旗”——贫困的旗民，宁肯放弃身份，逃去无踪，只求一条活路。

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关卓凡就不信，有人宁愿饿死冻死，甚至“逃旗”，也不愿拿三百两银子，去搏一条生路？

特别是开东北，朝廷的“优惠政策”更多，可以极低的、象征性的价格将土地租给旗人耕种，还可以提供免费的种子和农具，购买或租赁牲口也可以予以一定的补贴。

不会种地不要紧，汉人会啊，可以允准旗、汉合伙，共同耕种，收成双方均分。事实上，山东一带，已经有许多汉人开始偷偷地“下关东”了。这种事情，禁不胜禁，不如大家合伙来干！

关卓凡把这些一条一条地摆出来，文祥愈听眼睛愈亮，一件本以为不可能做成的事情，怎么一过了关贝子的手，就像是一定能做得成了呢？

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彻彻底底地“服”了关卓凡。

这种“服”，既包括理路上的“佩服’，也包括心态上的“降服”。

这种心境下，关卓凡说的另外一件事情，就觉得没有那么刺耳了。

关卓凡说道：“既然咱们觉得，这班人不好用，这个制度不好用，那么，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咱们绕开他们，另起炉灶！”

所谓“另起炉灶”，是在现有的各个衙门之外，新建立一个叫做“顾问委员会”的机构，可以简称“顾委会”。关卓凡的意思是，新政里边，其他衙门办不了的，又或者拖拖拉拉办不清爽的事项，放到这个“顾委会”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