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去成都，实际行军距离就有九百里左右，这还是算的雒水那一路，如果是岷江那一路，因为要绕远，只会更慢。

按照在敌占区搜索前进、一边占领一边推进，每天五十里的速度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还得考虑部分府县有张献忠的小股留守部队要解决，就算战斗没悬念，却也每场都能拖住几天时间。

官军是正月十二启程的，五天后赶到的泸州府，在那儿跟张献忠的小股部队战斗了三四天，拿下城池已经是二十一日，大部分耽误的时间都是在等待和组装攻城器械、修筑必要的围城工事和营地。

拿下泸州后，两路人马实际分兵前还要稍作整顿，再次起程已经是二十四。

反正成都已经被张献忠蹂躏完了，这时候也不抢时间，稳扎稳打最重要。

方孔炤和秦良玉方国安，在二十八日抵达内江，又小小战斗了一场，二月初一继续北上，初五到资阳，

随后因为距离张献忠核心主力驻地越来越近，他们也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推进更慢，把精锐骑兵斥候放出去更远以哨探敌情反应，顺便等待张煌言那边。

张煌言正月底抵达宜宾，也是小战一场，耗费数日，略作休整二月初六才再次北上，四天后兵不血刃顺利通过犍为，初十抵达乐山。

也正是在乐山，张煌言和刘国能第一次遇到了张献忠军有组织的分兵抵抗、据险而守，竟是张献忠的义子孙可望本人，带着数万流贼部队来到乐山，依托岷江和大渡河天险，试图掐断这处官军水路军后续会依赖的枢纽节点。

得知这一情况时，张煌言也是有些惊讶的，因为完全跟战前的预期不符——战前的军议上，双方反复推演讨论，觉得张献忠如今不敢跟官军野战，如果官军逼过去，大概率最后还是在成都进行攻城战。

就算张献忠要野战，也该是在平原河流浅窄的地方，找秦良玉方国安部决战，先争取各个击破吃掉这一路。怎么会去找沿着岷江进军、进可攻退可守的张煌言的麻烦呢？

张煌言可是有一堆精良战船，就算打不过，沿着岷江来路直接跑，也是肯定能跑掉的。张献忠怎么会分散自己的兵力、派出那么大一支主要力量，去进行一场不可能追得上的追歼战呢？

打个通俗的比方，这简直比滑铁卢之战前，拿破仑派出格鲁希去追击布吕歇尔还要不可理喻。

拿破仑派格鲁希分兵，好歹是有机会追上布吕歇尔、并且先各个击破，最后再在决战前赶回来，跟拿皇本人一起合力对付威灵顿。

张献忠派孙可望分兵来乐山，最多就是迟滞添堵，不让张煌言推进，但打是绝对打不掉张煌言的。

最多就是孙可望和张煌言最后都无法赶到另一边张献忠和秦良玉方国安的决战战场，双方都有一支主力被调离无法参加决战，那张献忠也没得赚啊！

张煌言意识到事有蹊跷后，立刻就派出快马信使，去资阳和方孔炤秦良玉方国安联络，让他们小心谨慎，别太快推进。

同时，也立刻派快船顺流而回，顺着岷江长江重回重庆，给朱树人报信，告知这一情况。

因为是顺流而下，山区江水奔流迅疾，这次倒是很快就到了，二月十四，身在重庆的朱树人就得知了这一情况。

一开始他也颇为不解，但好在他知道历史，虽然历史事件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但他至少还知道明末所有大人物的禀赋性情。

事情可能会变，但人的禀赋，野心，性情，是很难改变的。

听说孙可望自请分兵南下拦截，朱树人稍微琢磨了一下，排除了一切不合理的解释后，最后剩下的那个解释，无论乍一看是否很不合理，也多半是真相了。

不过，朱树人却不能明着说出来。

好在说来也巧，张煌言和方孔炤回报前线情况时，监军的王公公也还没有会北京，一直滞留重庆，在观察朱树人等人的表现。

原本王公公说好一月底之前就要走的，也是看到张煌言、方孔炤最初半个多月势如破竹，每隔几天就能推进一个府县，这才一拖再拖，还妄想着能尽快拿到张献忠授首、成都光复的消息，好直接回去给崇祯报喜。

现在张煌言推进被孙可望阻止了，王公公也意识到自己是等不到报喜了，朱树人也跟他解释，说个把月之内是等不到战争结果了，但他已经有计策，务必能确保把张献忠擒杀在四川。

他把自己的分析，半真半假地说给王公公听：“公公，本官已为，这孙可望可能是对张献忠的忠心产生了动摇，虽未必会背叛义父，却也生出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逃命想法。

他自请分兵南下堵住乐山，就算被我军绕过，他也可以以骚扰粮道为由，一直滞留乐山。如果张煌言、刘国能的兵马后续更换前进路线，放弃岷江路线，去跟方巡抚秦总镇合兵一处，另路向成都推进，

孙可望也依然可以借口‘可能有诈、要提防官军伪退诱敌’为由，拒不回师成都救援张献忠。而孙可望拒守的乐山，同样是川西一处枢纽要害，那儿是岷江和大渡河汇流之处。就算张献忠最终被全灭，岷江一线也被堵住，孙可望的偏师依然可以走大渡河远遁，虽然注定只能去蛮荒之地，却也好过跟张献忠陪葬。”

王公公也不太懂军略计谋，听了朱树人的分析，顿时觉得很有道理，他唯一觉得不太敢信的还是这个时代拜人做义父的人，应该不至于那么不孝叛父。

但这个顾虑，也很快在朱树人的解说下打消了——朱树人引经据典，把他多年来如何专门勾引断子绝孙的流贼头目的义子杀父来投、专门打击认义父义子这种统治模式的辉煌成果，数落了一遍。

最后，还不忘把军中一名叫刘三刀的游击引荐给王公公，自豪地告诉他，这位刘游击就是杀了他义父刘希尧投的朱树人。

王公公看了朱树人对于劝人杀义父那么在行，也是噤若寒蝉，没有再质疑。

他心中还暗忖：这些事迹回去跟义父王承恩汇报的时候，可一定要略去不表。

国姓爷专用不孝之人，这可不行说呐。

聊完了孙可望可能的动向后，王公公又问：“可这事儿，国姓爷又为何特地与咱家说呢？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眼下毕竟还没有过明路，没有正式背叛张献忠。咱家向陛下回报时，也不必提孙可望呐。”

朱树人连忙用诱导的语气说：“怎么不必提？用兵讲究的是举一反三，公公试想，既然连孙可望都可能生出异心，我们难道不该提防张献忠麾下其他人也生出保存实力、各自留后路流窜的危险么？

陛下要的，可不仅仅是击溃张献忠，是要根除其余毒！所以本官才花了那么大心思，部署了两路包抄！如果张献忠能分孙可望南下留大渡河这条退路，他是不是也有可能北上江油、剑门关一带，留去往汉中的后路？

关中如今虽有孙督师坐镇，堵住了汉中北上关中的出路，可以确保‘南郑之地，真乃天狱’，但数月之内，孙传庭跟李自成也可能有一战。

如果李自成和孙传庭在关中鏖战时稍有一个闪失，或者是到时候已经被张献忠的偏师提前撤到汉中伺机而动，给了闯贼和张献忠合流的机会，那可就是天下最不妙的噩耗了！”

王公公听了，也是大惊失色，似乎正是这么个道理，他也不由问计：“那国姓爷以为，该当如何？为何当初只分兵两路围堵，不分兵三路呢？把张献忠北逃的路也堵了！”

朱树人摇摇头：“我们从湖广出兵入川，哪堵得死成都平原北去之路？成都失守之前，听说绵竹、江油、剑门等地的官军，就已经提前溃散，那些地方已经在张献忠之手多时了。

所以，要堵住张献忠北逃之路，只有朝廷另外派遣一军，从孙督师掌握的陕西由大散关南下，经阳平关，提前抢占汉中地，堵死阳平关，才能不让张献忠北上汉中，也彻底堵死闯张合流的可能性。

唉，孙督师也不容易，陕西兵肯定是抽不出来了。听说李自成自从去年冬天在开封被我击败后，退回洛阳，又北渡黄河就食河东，山西兵马也不能禁。

若是能让山西军由蒲坂津入关中，经陈仓协防大散关至阳平关一线，阻止闯张合流就好了。当然，这只是本官的一家之言，公公回去还是慎言，免得被陛下猜忌宦官干预军事谋划，本官其实也不好置喙这些分外之事。”

王公公听了后，当然觉得很有道理。朱树人跟李自成张献忠打了那么久，他的嗅觉肯定是很灵敏的，信他绝对没错！

至于朱树人因为身份敏感，说漏了嘴又后悔，觉得这事儿不该他朱树人来献计，怕被崇祯猜忌……

这事儿太好办了，王公公回北京后，可以找个人，卖这个人情，就说是别人想到的嘛，甚至还可以把计策先献给义父王承恩，让王承恩去做这个人情，反正只要王承恩私下里知道这个义子很孝顺就行了，将来等王承恩老了扶他当司礼监，他就已经烧高香了，外朝的人情，他现在拿了也没用。

王公公虽然不太懂军事谋略，但朝中人事还是了解的，各地有哪些将才，名字他也知道。

他最后在脑中盘算回忆了一下，想起太原总兵曹变蛟，这几个月就刚刚被要求南下，堵住就食河东的李自成，要提防他北上太原。

曹变蛟最近的日子也是非常苦逼，北面雁门关有鞑子驱使的科尔沁蒙古骑兵扣关，南边有李自成把河东搅烂了，听说曹变蛟在太原连军饷都发不出了，毕竟南边来的税源都没了。

不如就让义父劝陛下把曹变蛟移防到河西的关中，归孙传庭暂时调遣，然后去陈仓大散关堵住孙传庭的南翼，将来也多一颗保险防止张闯合流。

听说曹变蛟也是死里逃生之人，去年要不是海道总兵张名振和南京户部的郑成功渡海给山海关的辽东军运粮，顺便救了塔山杏山的部队从海上撤退，这曹变蛟都已经死在塔山了。

至于曹变蛟调走之后，如果李自成觉得晋北空虚，不想回陕西了想北上太原、大同，那朝廷也巴不得呢，正好让李自成去跟扣关的鞑子打好了，想来李自成也没这个胆子。

“多谢国姓爷解惑，如此咱家回京，也知道如何宽慰陛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