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既然已经知道，还将本王拉上，你可知道安禄山为人？”

甄乾真的还不清楚安禄山的性格秉性，历史这东西流传到后世大多有粉饰和篡改，李世民直接查看起居录，朱棣就干脆把建文帝的年代改没了。实在猜不透安禄山服用丹药之事，到底是唐玄宗有意为之，还是安禄山体质问题无法排毒，恐怕只有唐玄宗自己心里清楚了。

见甄乾摇头，李璀露出一脸的苦笑：“你胆子也太大，朝中人人都说安禄山图谋不轨、野心颇大，手下更是圈养了八千养子，身边也多用胡人为将，这样的人你能惹得起吗？”

唐代养子成风，养子谓之假子，当然不是亲生的儿子。

唐代养子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真正的养子，虽无血缘关系却有父子之情，而且收养的数量不多，有些还是因为自己没有儿子，古人比较迷信，认为先收养一个真养子，就会给自己带来亲儿子，这种养子不但改从姓名，被委以重任，而且还享有继承权。

历史上这种养子不少，如王重荣假子王珂为行军司马，王重荣卒，三军立王珂知留后事。朱温假子朱友文深得朱温宠信被封为博王，判建昌宫使，并内定为太子。更为著名的是五代有三个皇帝出身假子，北汉废帝刘继思、英武帝刘继元均为睿宗刘承钧的养子，后周世宗柴荣为郭威养子。

第二种是名义上养子，实则充当自己的亲兵护卫，这种养子数量奇多，可以多达数千人，皆为勇猛之士或者出谋划策之辈，又称为“义儿”，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其实这是模拟少数民族部落亲兵制度的传统，故此谈不上有什么继承权，也不会改名。

第三种介于以上两者之间，数量也介于两者之间，关系比较模糊，全看收养者的心态。

之所以唐代到五代如此盛行养子制度，其中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条件。

最初流行养子制度多与胡人有关，而且在胡汉杂居的河朔地区最为流行。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展进程大大落后于中原汉民族，正处在原始部落制后期，过的还是一种落后的游牧生活。从“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蕃人先母后父”、“贱老贵壮”等习俗看，其婚姻家庭大致处在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阶段。所以母性地位相对还比较崇高，不存在严格的“父子”、“长幼”、“夫妻”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而且当时部落对外战争极为频繁而又残酷，部落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死亡率很高，流动性很大。凡此社会条件和文化心理，使得他们习惯于收留外人或俘虏为养子，借以扩大本氏族部落的力量。同样地他们也习惯于充当他人的养子。

随着唐代的大量征伐战争，少数民族大量内属和入居中原，这种制度在中土得以流传。

唐五代养子制度何以逐渐盛行而愈演愈烈。

其根本原因是与唐代兵制从义务兵制转向募兵制到私兵制转化以及藩镇割据局面长期延续有直接关系。唐初实行府兵制，是一种义务兵制，它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被抽调充当府兵的农民自备武器给养，更番宿卫，使将不得专兵。高宗、武后以后，随着均田制的逐渐破坏和府兵制自身的矛盾，府兵制趋于瓦解。于是，在唐初已少量实行的募兵制便逐渐盛行，到了玄宗开元时期，募兵成了定制。募兵制实行后，兵成了一种专门职业，将帅也得以专兵，遂为养子制度的盛行创造了条件。睿宗、玄宗时期，为了处理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关系日益复杂的形势，于边防重镇设置节度使制度。玄宗天宝年间，那些孤寒无党的蕃将往往被擢升为节度使职务。胡族军人在其掌握军政大权之后，自然极容易影响当地习俗，促使该地区濡染胡风，胡人收养子习风、部落亲兵制度便因缘时会，逐渐盛行起来。

安史乱起，中原刺史凡兼有治军者，皆授节度使之号。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唐中央逐渐丧失了对地方军队的有效控制能力，遂演成藩镇割据局面。藩镇军阀凭借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招兵买马，称雄一方。藩镇私兵制度，是养子制度衍习成风的基础。藩镇将领为了扶植亲信、培养党羽，便效法河朔军人收养养子的风气，在军队中大量人工拟制亲属关系，致使唐后期各强藩悍将无不圈养养子。

另一方面，安史乱后河北仍为安史余孽所盘据，安史部队多为胡人，河朔地区受胡风濡染有增无减，当时有“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之说。而且，不少安史部将和河北藩镇军人进入中原，成了中原地区一些藩镇的领或将领。

北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鉴于中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把节度使的兵权、财权和刑权全部收归中央，加上宋人提倡文人政治和汉民族本位文化。所以盛行一时的假子制度也就丧失了政治、军事上的作用和社会条件，从而受到极大的限制，大规模的养子制度才逐渐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说来可笑，安禄山有八千养子，甄乾私底下也有几百养子，不过这些养子大多是流浪儿，无依无靠无父无母四处流浪被甄乾暗中收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