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的议和使团乘洞庭号去申江，他们都知道了，两人的结论也惊人的相似，都认为南北谈判袁世凯赢定了！

曾高摇头道：“这只是下下之策，大帅不是常说上兵伐谋吗？上上之策，则是由我一人往申江，而大帅则装出要与袁世凯衷诚合作的姿态，教南北之人不敢不对我礼数周到，我则看看，事可为则为，不可为则不为。咱们还是要积蓄力量，等待必将发生的二次革命！大帅，当前还是要不建立极端新式之国防军为第一要务，以应对来日大难！”

一阵刺骨的寒风刮进酒肆来，吹得灯摇影动，十多张无人的空桌子忽明忽暗下，倍添孤凄清冷的感觉。

街上虽充满欢欣狂歌，庆祝胜利的城民，与这酒肆里却像两个隔绝的世界。

曾高的耳膜被巨大的“万岁”声浪冲击得隐隐作痛，白天的庆祝和夜晚的狂欢不仅没使他产生丝毫兴奋，相反，却泛起一缕淡淡的苦涩和忧郁。

“民众太容易冲动了！”他喃喃自语道。曾高身在指导这场战争的中枢机构，对这个大革命战争发展趋势中蕴含着的危险因素极为担忧，这些潜在不利因素当然不能让民众知道，可军部决策层却无时不在忧心忡忡。比如南北和议的发展，和其预测到糟糕的结局……

李想却不能同意：“中华民族的刚健文明压抑两百六十余年，这骄傲的血脉是该释放的时候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伴随着湖北会战的结束，李想革命军方面有关“湖北大捷”的宣传报道，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的主要位置，几乎全部被会战胜利的消息所占据。

实际上，自李想誓师“将革命进行到底”，湖北会战的消息就不断地传到汉口，传到上海，再经过民党方面电台和报纸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国人的注意。

如今北洋军刚刚撤退汉口，李想革命军就急不可待地在人民日报上向全国民众报捷：

“……北洋军分两路，分北洋第一军，北洋第二军，进攻湖北，来势汹汹，我诱敌深入，于京汉铁路线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

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作为同盟会第二号人物，全国仰望的大革命家，黄兴必须有所表示。不久，以黄兴为首的民党政军各界要人又纷纷给湖北战区发去贺电。

黄兴电文：“……此次湖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具是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勉，所有此役有功人员，希切实查明评报，其死伤官兵，并应查报，以凭奖恤，自兹胜利初基业已奠立，我将士之责任愈重，务望勉励所部，格外戒慎，倍加努力，勿骄矜，勿懈怠，光大战绩，用集大勉，至深企盼。”

南京的临时国民政府电文：“李长官想勋鉴：此次寇犯湖北，关系战局綦重，该长官指挥有方，所部忠勇效命，歼除顽敌，保障全鄂，捷报传来，举国欢庆，应即复电嘉慰，并饬传谕所属，益加奋勉……”

南京的国民议会电文：“迭电均悉。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陈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

沪都督陈其美电文：“湖北李长官想兄：湖北会战，经获全胜，捷音传来，良深欣贺，吾兄指挥有方，杀敌致果，厥功无伟，敌人遭此惨败，心胆俱寒，仍希再接再厉，奋迈前进，以获全功。”

不管各地豪强听说北洋军撤退之后是什么滋味，表面上还是热情的给李想发去贺电，热情至恶心和从未谋面的李想称兄道弟的也不止陈其美一人。

湖北会战刚刚结束，北洋军方和李想革命军方面各自都公布了己方统计的战果：

北洋军方声称此战毙、伤、俘民党军4.8万余人，而北洋军方的伤亡数字仅为8600人；李想革命军方面则宣称北洋军死伤3.9万余人，革命军的伤亡人数为4000余人。

从北洋军撤出汉口的这一天开始，一场口水战紧接着爆发。当时双方在作战中究竟各自损失了多少人，谁都无法给出一个有力的证据。

那么，这一仗究竟是李想革命军胜利了，还是北洋军胜利了呢？

从李想革命军方面的宣传看，显然是将己方作为胜利者。而段祺瑞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甚至连李想革命军方面把此次会战冠之以“湖北会战”的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北洋成立第一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湖北的提法，而是要在湖北打击南方民党军队，若作战进展顺利则相机攻占湖北，因此，如何有北洋军兵败湖北一说？在段祺瑞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大别山会战”，并认为他才是胜利者。

段祺瑞在报社上大声疾呼，此次会战，从北洋军进攻开始，至北洋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北洋军一方。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还是北洋军胜。

至于北洋军撤退的理由，段祺瑞更是说得冠冕堂皇：北洋军自现在防区撤退，是为表示北洋军对谈和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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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为时已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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