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一份由他本人与咸马里签署的备忘录，表示中国革命党人希望与英、美结盟。

达耳生代表孙中山会见英国内阁外相格雷，孙中山所求三事皆得英国政府允许。但是，英国政府也向孙中山表明：“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的职位，――假如他能够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也就是说，英国政府既反对满清，也反对革命党掌权，只给袁世凯以支持。

孙中山清楚地知道，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将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他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现在英国外相既然公开向他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他就不得不放弃总理一席，而支持袁世凯了。

孙中山又要求四国银行团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四国银行团也只是表示：“我们政府既然答允先生的要求，停止借款清廷，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则只有与新政府交涉了。这样，必然要待先生回到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方能开始议论贷款的事。本团现在打算派某行长与先生同行归国。正式政府成立之后，就近与他磋商便可以了。”

对此，孙中山又能再说些什么呢？他只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1月中旬，孙中山公开发表政见。他对伦敦《滨海杂志》记者说：“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脐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孙中山在老师康德黎家中得到中国成立临时政府，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消息，便于11月16日发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现在看来，孙中山的政见不无商榷之处，但这些确实是孙中山当时的心里话。

孙中山于11月21日由伦敦到巴黎，在巴黎又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他会见了法国参议院议员、外交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成员克烈孟梭。并在法国《世纪报》记者阿尔贝·梅崩、阿尔贝·米约陪同下，去法国众议院，会见议员阿尔弗雷得·马赛、吕西安·于贝安尔等人，向他们提出法国是否愿意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孙中山还会见了《巴黎星期报》、《巴黎日报》等报的记者，以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就建国任务和对外关系问题发表谈话，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

孙中山在英国和法国，都进行了筹款或借款活动，但都落了空。

孙中山在巴黎同一些旅法的同盟会员胡秉柯、张翼枢等人会晤。他要胡秉柯代表他访问法国外交部。胡秉何在孙中山离开巴黎经马赛回国的那一天，访问了外交部，询问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孙中山后来任命张翼枢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国的全权代表。这时，胡秉柯已返回中国。正当孙中山在国外进行一系列外交活动时，国内革命形势有了飞跃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一方面，随着宣布独立，响应起义的地区越来越多，光复各省都督府准备举行代表会议商讨组织民国临时政府，在酝酿过程中发生了争权夺利的现象，另一方面，清政府组成了新内阁，在向南方用兵的同时作出和谈的试探，南方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则极力从革命内部攫取权力，并与清政府新内阁暗中勾结。

在这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孙中山在接到国内一再敦促他速回的电报后，便匆匆离开法国巴黎从马赛港乘船，他不得不“不名一钱”地回国。

孙中山从马赛乘船经槟榔屿、新加坡等地，于1911年12月21日到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香港迎接……

一阵喧哗，突然打断孙中山对月作伟人状的无限遐思。

胡汉民、廖仲恺，还有吴敬恒、马君武、张继、宫崎滔天、池亨吉、成马里诸人争争吵吵的，一下子都涌进这个园子里。他们就这样一边走一边就国内形势、应采取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个个争吵的兴奋异常，面红耳赤。

孙中山莞尔一笑，也兴致勃勃的听着他们的争论。

胡汉民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自有一套看法，处于地域观念，还有当前的局势，主张孙中山先生不要北上，留粤主持一切。他的理由是：“当前的革命形势，清朝政府已人心尽去，所依赖的不过袁世凯的数万兵力；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不可信。加上他还有北洋系的四镇兵力，这四镇兵力无疑的乃是当前最富战斗力的部队，这种势力如未扫除，革命则无一种威力以巩固政权，这样，破坏、建设更谈不上。先生一到沪、宁，众望所归，必被推戴，幕府当在南京，必被推戴为大总统，但无兵可用，而且号令难行，一定受制于袁，对革命事业将无所作为，何以直捣黄龙？且以选举克强任事，命令还未易实行，元首且同虚设。不如留在广东整理粤中各军，很快便可得精兵数万，再行北伐，才有胜算。估计尽北洋数镇兵力，所以袁的势力至多可以达到武汉，甚至湖南，而广东对北洋军来说，因为距离较远，鞭长莫及，自可埋首建立一支反袁的革命部队。何况李疯子在＜人民日报＞沸沸扬扬的宣传，即使只有三分真实，也是袁世凯一大麻烦……只要袁世凯两三个月内，不能摧破东南。这时候，我们就有办法，以实力肃清强敌，才真正形成南北统一的局势。与赴沪、宁相比较，事情正好相反，若骛虚名，将来一定后悔。最近福建、广西、贵州意见，认为宁、鄂正处前线，有暂推广东作为首都的议论，我们正谦让不已。先生回来了，正可以控制这种局势。”

胡汉民的意见其实就是早年孙中山的“边角革命”路线，可是如今的孙中山先生却更有卓见。

孙先生摇摇头，大声说道：“现在的

大患即在无政府，如果能够创建政府，则清朝政府必然倾覆；即使袁世凯也未必能

够支持。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广州其谓我何？如果我们不能登高一呼，身入虎穴，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那么人民所仰望于革命志士的是什么呢？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鄂即稍萌歧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以之委敌，所谓赵举而秦强，形势益失，我然后举兵以图恢复，岂云得计？朱明未局，正坐东南不守，而粤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辙？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汉民宜从我既行。”

对于武昌起义的成功，起先孙中山也大不以为然――长江流域从未入他的法眼。因为，他早先很崇拜洪秀全，走的是“边角革命”那条路――即从广东、广西开干，想趁当地清廷力量弱的机会，切开一块“富而通”的广东先占着，再下“勇而悍”的湖南，而后江西、湖北，走当年“太平天国”的道路。

如今，孙中山来了一个一百八适度的转弯。看着黄兴和宋教仁撇开他在上海搞的这个中部同盟会一举干出“十次革命”也无法完成的壮举，而且黄兴也多次拍电请他赴沪，他已经心急火撩。

孙中山对成立中，央政府满怀信心。他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当今政策，莫大于此。”

胡汉民、廖仲恺都被孙中山先生伟大抱负和开诚胸襟所感动，胡汉民放弃自己的主张，委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请廖仲恺返回广东布置一切，愿追随随孙中山同船赴沪。这时愿意追随孙先生同赴上海的还有吴敬恒、马君武、张继，还有东西洋人宫崎滔天、池亨吉、成马里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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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莫大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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