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军都督府会场出现了十分鲜明的两派，争论之间，激烈的几乎动全武行。

以三千北伐粤军将领姚雨平、出征临淮总司令林述庆、准备在去关外举义被预备推举为关外都督的蓝天蔚、镇军第一师师长柏文慰等为首的主战派认为：事态不容乐观，除诉诸武力外别无对策。只有增强革命军在湖北的兵力，根据情况，不失时机给予一击才能收拾局面，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江苏议会议长清末状元实业家张骞、江苏省议会副议长江南名下士蒋炳章、还有庄蕴宽、陆荣廷、孙道仁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地方大绅士等人组成的求和派则认为：当前只有一心完成“临时政府”建设，及对袁世凯和议，方能谋求共和。而此时向北洋伸手，造成支离破碎、两败俱伤之势实在不妥。基于此，他们的意思是以不扩大为方针，以和议为根本。

张謇、汤寿潜、程德全原来都是立宪派或比较“开明”的满清旧官僚，现在又看?到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转到了独立省一边。如果清室能够退位，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又有素来受到他们信任的袁世凯掌握最高权力，这正是他们求之已久的。

他们在江南负有声望，尤其是张謇以清廷状元实业界领袖为社会各界所推重。张骞是清末的状元，全国著名的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可说是当之无愧的立宪会领袖人物。

其实在武昌举义之后六天，即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江苏巡抚程德全等电奏，请现任亲贵内阁解职，酿乱祸首处分，要求袁世凯出山组阁，提前宣布宪法，清廷最后留中不发。

程德全等奏云：“窃自川乱未平，鄂难继作，将士携贰，官吏逃亡，鹤唳风声，警闻四播，沿江各省，处处戒严。朝廷分饬荫昌、萨镇冰，统率军队，水陆并进，并召用袁世凯、岑春煊总督川鄂，剿抚兼施，其烦圣明南顾之忧者亦至矣。而民之讹言，日甚一日，或谓某处兵变，或谓某处匪作，其故由于沿江枭盗本多，加之本年水灾，横连数省，失所之民，穷而思乱，止无可止，防不胜防，沸羹之势将成，曲突之谋已晚。论者佥谓缓急之图，必须标本兼治。治标之法，曰剿曰抚；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恶，实行宪政。臣亦曾以是概要，上陈明听。顾臣等今日广征舆论，体察情形，标本之治，无事分途，但得治本有方，即治标可以一贯。臣等受国厚恩，忝膺疆寄，国危至此，无可讳饰，谨更披沥为我皇上陈之：自内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国耻日深，于是海内人士，愁愤之气，雷动雾结，而政治革命之论出。一闻先皇帝颁布立宪之诏，和平者固企踵而望治理，激烈者亦降心而待化成。虽有时因外侮之侵陵，不无忧危之陈请，然其原本忠爱，别无贰心，已为朝廷所矜谅。惟是筹备宪政以来，立法施令，名实既不尽符，而内阁成立以后，行政用人，举措尤多失当，在当局或亦有操纵为用之思，在人民但见有权利不平之迹。志士由此灰心，奸邻从而煽动，于是政治革命之说，一变而为种族革命之狂，而蓄祸乃烈矣。积此恶感，腾为谬说，愚民易惑，和者日多。今若行治标之法，必先用剿，然安徽、广东之事，既再见三见，前仆后起，愍不畏死。此次武昌之变，督臣瑞澂夙抱公忠，其事前防范，何尝不密，临时之戒备，何尝不严，而皆变生仓卒，溃若决川，恃将而将有异心，恃兵而兵不用命，即使大兵云集，聚党而歼，而已见之患易除，方来之患仍伏，有形之法可按，无形之法难施，以朝廷而屡用威于人民，则威亵，用威而万一有损，则威尤亵，是剿有时而穷。继剿而抚，惟有宽典好言，宽典则启其玩，好言则近于虚，纵可安反侧于一时，终难导人心于大顺。况自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等事，失信于人民者，已非一端，今欲对积疑怀贰之徒，而矢以皎日丹青之信，则信已亵，不信而有违言，则信尤亵，是抚亦有时而穷。故臣等之愚，必先加意于治本。盖治病必察其脉，导水必溯其源。种族革命之谬说，既由政治革命而变成，必能餍其希望政治之心，乃能泯其歧视种族之见，然苟无事实之施行，仍不足昭涣号之大信。今舆论所集，如亲贵不宜组织内阁，如阁臣应负完全责任，既已万口一声。即此次酿乱之人，亦为天下人民所共指目，拟请宸衷独断，上绍祖宗之成法，旁师列国之良规，先将现任亲贵内阁解职，特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庶永保皇族之尊严，不至当政锋之冲突，其酿乱首祸之人，并请明降谕旨，予以处分，以谢天下。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庶簧鼓如流之说，借口无资，潢池盗弄之兵，回心而释，用剿易散，用抚易安。否则伏莽消息其机牙，强敌徘徊于堂奥，民气嚣而不能遽靖，人心涣而不能遽收，眉睫之祸，势已燎原，膏肓之疾，医将束手，虽以袁世凯、岑春煊之威望夙著，恐亦穷于措施，微论臣等。臣等亦知急迫之言，非朝廷所乐闻，然区区血忱，实念国步艰难之甚，民情趋向所归，既无名誉可沽，惟有颠阝齐是惧，是以甘冒斧钺，不遑顾忌，如尚不蒙圣明垂察，则罪戾滋重，惟有恳恩立予罢斥，敬避贤路，免误国家，臣等不胜激切屏营待罪之至。”

此次程德全等电奏，留中不发，原奏当时未见，后吴县杨廷栋于民国四年将底稿装成卷轴，知是南通州张謇手笔。可见当时，张骞的影响力，还有全国立宪会人物一开始就期盼袁世凯掌权！

吴县杨廷栋卷轴题跋云：“辛卯八月十九日，武昌举义，汉口、汉阳同时归附。云阳程公德全方抚苏，睹时局至此，思为清廷尽最后之忠告，嘱廷栋偕华亭雷君奋，邀通州张公謇莅苏熟议。张公适乘沪宁车由宁赴沪，乃与雷君迎至锡站，谒张公于车中，具白所以，即同往苏抚署聚谈。晚复同寓苏站西偏数十步之惟盈旅馆。乃篝灯属电奏稿，初，张公自起草。继，张公口授，而雷君与廷栋更番笔述之，稿成已三鼓。翌晨，清稿送署，张公即去沪。程公得稿，先通电各省将军督抚，征求同意联衔入告。廷栋复私电金君还，转请赵公尔巽领衔，时八月二十二日也。越两日，熟河都统溥廷页、山东巡抚孙宝琦复电赞成列名，铁路大臣端方、两广总督张鸣歧复电云：‘时机尚未至’，四川总督岑春煊表示赞成之意，而不允列名，其余皆置不答。时赣已宣告独立，皖又岌岌不保。程公以事益迫，再缓即入告无益，因于二十五日，以溥公为领衔，并孙公三人，具名电京，而溥公又来电云：‘赵公尔巽不以此举为然，特请取消前允具名之事’，并径电内阁声明，时赵公方总督东三省也。张公鸣歧又来电云：‘此奏不可不发，愿附名’，其实电已前发，取消赞成，均无及矣”云云。

在八月二十七日，满清内阁阁丞华世奎告余：“江苏程雪帅（德全）电奏，时局危迫，揭破政治革命，种族革命，向来疆吏不敢据以上闻者，可谓有胆。其电奏大要：‘请罢免现任亲贵内阁，另简贤能，并惩办酿乱首祸之人，提前宣布宪法。’

这“另简贤能”的“贤能”是谁，天下人皆知是指袁世凯！

但是随着南方革命风潮越来越汹涌，感到大时代变化的张骞等人于十月初五日，拍电载沣共赞共和，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于十月日，由美国使馆转上海张骞等电：“摄政王殿下，川鄂事起，罪已之诏甫颁，杀人之祸愈烈，以致旬日之内，望风离异者十有余省。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持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傥能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以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廷芳等不忍坐观，敢为最后之忠告，声嘶泪竭，他无可言。张謇、伍廷芳、唐文治、温宗尧叩。”

这个转变，使张骞等人摇身一变，成为革命事业立了大功。革命事业，他们是赞成而且倾尽全力的。但他们的革命，完全是革命风潮压迫过急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他们骨子里还是反感革命党人，最希望的还是袁世凯执政，自然欢迎南北和议。

所以，在接到湖北京汉铁路事变第一份战报后，张骞深深感到在湖北挑起事端的可怕后果，他从掌握作战全局的立场出发，对各方面表示了见解，竭力打消激进革命党人冒险的冲动。

他说道：“现在可以动员的民军，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北洋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太平天国在北伐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湖北部队一举撤退至安陆的革命根据地，停止无谓的挑衅，然后由黄君克强派亲信抵北京，与袁世凯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即使以民国大总统一职交换也不惜。”

张骞的确是清末的一代奇才，在革命问题上更是显出了他目光的毒辣，一眼看穿革命党人的弱点，口才也段地是了得，几乎每一句话都敲在黄兴的心头。

张骞眉一横，眼神如电的注视着黄兴：“战端一开，金融骤滞，外债期限，迫于燃眉，且南北多一次战争，人民多一番涂炭，即经济界多一层损失，农工商贩，常陷于不确实之地位，精华既耗，元气大亏，此战事之影响于经济者一也。”

多年来，战乱频繁的中国国力衰微，以黄兴忧国忧民的性子被张骞逼问的哑口无言。

张骞紧追不放：“各省盗贼蜂起，假革命之名义，扰乱治安，农事失时，哀鸿遍野，闾阎涂炭，民不聊生，民军本欲弭乱，而适所以召乱，此战事之影响于生计者二也。”

民生经济在战乱的影响，就这样被他一一道来，军中将领几乎都听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