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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想和曾高连袂走进大宅门，也是一个宽敞的三进院落，院墙结实，还设有角楼，一看此园的设计初衷便是防御山上的土匪，毕竟这年月不太平，特别是乡野之间。虽然大宅门比不上刘歆生刘园的精致，更比不上袁世凯养寿园的精致与坚固防御，但在这座大部分都是土墙茅草屋的村落里，这间大宅门甚可称为豪门大宅。

李想不无感慨的说道：“不到乡里间走一走，是无法体会民间的疾苦。土地兼并严重，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平，已经严重动摇整个社会体系。”

李想满嘴说出来的都是是新词，一至于曾高这个从小受儒家熏陶，之后也留洋接受过西方新式思想教育的人，也一时半会跟不上他的思路。曾高仔细琢磨李想说的几个新词，总算明白过来，也就是朝庭混庸无能，百姓苦不堪言的另一种说法。

曾高道：“两湖毕竟是鱼米之乡，失去土地的老百姓还可以砍柴，捉鱼，挑煤卖，亦或者去港口码头讨生: 活，总算还是有条活路。”

两人说着已经进来内堂，李想随便就在椅子上坐下，道：“严冬就要来临，湖北的冬天不如北方寒冷，可也是大雪封山，寒风刺骨。就我们在村口看到的小孩，无衣着和鞋袜。已经是秋末的季节了，脚穿草鞋都会觉得冷，晚上没上一床被子盖都会感冒。看那些小孩瘦骨零仃的样子，定是日难半饱，冬天来临之后还要忍受着饥寒交迫。”

李想进村之后在村里走了一圈，所见所闻使他心里隐隐作痛。这个民族的忍耐力是李想这个穿越客无法理解的，是让人看了就让人心疼。这种沉痛的心情，使李想没有心神关注眼前的战事。这个天该变了，这种生活该结束了。

曾高在李想身边椅子坐下，却无言以对，他是世家子弟，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初闻李想这样的感叹号，即忍不住为李想这种情怀而感动。并不是李想的情怀真有这么高大全，只是一个现代人无论是谁穿越到此，只要还有一丁点的良心，如何也不会看得惯这个年代穷人的悲惨命运。

李想依旧不依不饶的罗嗦道：“这家不是有个放牛娃嘛，我也打听过，头年五文钱一天，第二年十文钱一天。大小两条水牛，每天要割三十来斤草，还要做其他杂活。夜深才能睡觉，破晓以前就起床，每日睡眠不足三个时辰。那个放牛娃，今年才十岁。在离这个村不远，有个土煤窑，专收童工，拉孔明车，抽煤洞里的水，每天七个时辰，工资三十文。身体强健一些的小孩，为了多赚几文钱，每天还到煤洞里去挑一两次煤。这都是笨重劳动，都是壮汉做的事，再如何健壮的小孩也承担不起。这里的土煤窑设施极差，背煤时，头顶油灯，巷道通风不良，卫生极差，经常发生事故――塌方、冒水、瓦斯爆炸等，一死就是十几人或几十人。发生矿灾，土煤窑主是不会抢救的。煤矿的工资都是一年结一年，和修铁路一样，要是遇上煤矿亏本倒闭了，厂主跑了，一年的辛苦卖命，算是打了水漂。”说到这里，李想握紧了拳头敲在桌子上，震得茶盖跳动，“赤果果的剥削。”

李想不断叙述，曾高亦在不断反思自身。曾家是地方豪族，所作所为比各地土毫稍微好一点，毕竟是诗书传家，但也好不到那里去。

李想道：“没有土地的民户在家打短工、推脚车、砍柴、捉鱼卖。在太平年景还可以勉强糊口，当遇大旱，大灾，饥馑严重，他们本就活不下去，地主富商根本不会顾他们的死活，还会借此囤积居奇。长沙因此闹出抢米风潮，可见忍无可忍的民众一旦爆发，将是势不可挡。之后保路运动，直接成就了武昌起义的胜利。”

李想说的这些农村问题，已经给了曾高极大的震撼。曾高受西方革命的新思潮的影响，心中早有革新社会的冲动，才会有与李想风云际会，在武昌中和门城楼上的一拍即合。但是他革命的目光一直放在城市，所以把汉口看得极重，打仗也是城市的争夺为主，对李想把军队分散在农村心中一直存着一丝不以为然没有说出。通过李想的描述，曾高忍不住道：“所以武昌起义的胜利不是偶然，是历史的必然，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全国革命风起云涌，正是风潮所起。而民心的争取，农村才是主阵地，但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却是收效甚微。看看这个村里，村民看到我们就像见到鬼。”

李想暗叹，曾高能够想到农村，果然是有天分。须知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型领袖并不是直接从传统农村社会产生的，都是特洋派的西式人物，士绅地主富商阶层，也只有这些人能够接触到西式教育。他们基本上还都改信了耶皇，嘴里念叨的不再是阿弥陀佛而是哈利路呀，他们也不是主要关心农村社会问题，或者就根本就没有关心过农村问题。此时太祖还未登场，农民一直是被革命家所遗忘的群体，一直处于以城市为中心和受外国革命模式所激励的革命者关心的范围和能力之外。中国的革命，它不容易找到一个外国模式作参考，其实也没有外国模式作参考。日本也好，德国也罢，与中国的国情相差太大。由于中国的农民队伍无比庞大、密集和稳定，社会革有被城市激发的变革所破坏的风气。这个革命最大的群体，在太祖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一直都没有人正视过。李想下定决心，要把革命风潮刮往农村，无论前途多么渺茫，坎坷，曲折，总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