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轻握一下汤约宛的手心，一沾即走。没有十指相扣的纠缠，也能传递他的一片心意。李想转身跨上汤约宛来时的马，绝尘而去。
江阔云低，秋风一阵紧一阵急的吹，江边芦苇当起一片白浪。渡口上只有一个身形寥落的女子，素衣当风，绰约如神仙中人。她听着身后蹄声响过，接着蹑手蹑脚的脚步声走进，却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
江边的秋风带着湿润的水汽，李想走到她身边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他总觉得对眼前这个女子亏欠实多，特别是刚刚看到她孤单的身影更是使人心疼。靠得近了，水仙身上的女儿香似有若无的钻进李想的鼻孔。李想耸耸鼻子，柔声道：“水仙。”
听到李想柔声细语在耳边响起，水仙也不知道自己心里上什么滋味，转过身子即看到李想额头上的绷带和醒目的血迹，刚刚的冷漠便维持不下去。不过她毕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本想抚摸他伤口的手伸到一半又僵在半空，只是平静的吐出一句话：“脑袋受伤，你太不小心。如果当时你的运气在差一点，你还有命吗？”
李想摇着扇子，看到水仙美丽的脸庞稍纵即逝的挣扎，却硬着心肠一脸无所谓的道：“多谢关心，我没事，我运气一向还好。”
“我只是我的老板死了，我找谁要钱去。”水仙目不转睛的看着李想，从容又回到她的身上。
“你们的任务特殊，我一直让你们潜伏，没有给你们派任务。你现在来找我，暴露了怎么办？现在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湖北，盯着我，你又是不知道。”李想回到公事上，就一连串不留情面的教训。
“你的花边新闻不少，多我一条，也不会有人怀疑。”水仙神情变得凝重，但是对李想这幅教训的口吻表现出了不满，女就是有这一点不可理喻的小心眼。水仙继续道：“我有情报，非常重要。听好了，洋人担心局势的发展会损害到他们的既得的权益，同时，他们又从中国国内的动荡局面中竭力寻求对他们有利的机会。沙皇俄国认为这是它在东三省北部和蒙古、新疆加强自己地位的时机，它和日本秘密约定，如果满洲发生革命，两国共同出兵干涉，它还乘机派兵到库伦（今乌兰巴托），勾结那里的王公活佛，制造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也在考虑对中国局势实行武装干涉，它已经向英，美列强探询，
可否由它就近出兵中国，以“保护各国在中国的权益”。但是英、美等国反对这种做法，它们认为，如果必须进行武装干涉，就应当由列强协商一致，共同行动。”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侵略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中立”的烟幕下武装协助清皇朝把革命镇压下去，1900年，八国联军公开侵入中国，镇压义和团革命。但是现在的形势既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大不相同，也同义和团运动时期大不相同，帝国主义列强不可能沿用老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忧虑的问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相互冲突中间，它们很难在中国实行共同的军事行动。而且如果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最靠近中国的日本和俄国必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这是西方列强所不甘心的。
这些固然是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对辛亥革命武装干涉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中国国内形势方面。从武昌起义以后，革命的火焰迅速烧遍全国。清皇朝的统治已经在人民中普遍地失去信任。尽管这个革命有许多弱点，但它的基础是在卖国腐朽的清朝统治下活不下去了的几亿人民。
许多本来与革命毫无因缘的官僚、政客、军官、绅士纷纷跑到革命旗帜下来投机，这固然造成了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的情形，但也是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的一个表现。用少数的外国军队来扑灭这场革命火焰，不但不可能，而且还有促使这场革命发展为远比义和团运动广泛得多的“反对外国人的运动”，也就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袁世凯的出场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欢迎。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美国推动清皇朝起用袁世凯起了很大的作用。
水仙看着深思的李想，继续说道：“日俄密约的具体内容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动作我现在也不知道。不过我想你也猜到，袁世凯的出山，和英美托不了关系。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是袁世凯的好朋友。他在袁世凯前往信阳途中时报告英国政府说：“袁此行形式上虽系军务，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一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此次革命蔓延如是之广，如仍欲以武力镇压，袁之识见，或知其不能有大效。且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18。）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欢迎袁世凯，就因为他们企望，他能够起拯救清皇朝而使革命软化的作用。就在袁世凯到了信阳，清廷即受任为其为内阁总理大臣时，英国外交大臣竟然立刻致电朱尔典说：“吾等对于袁世凯深加敬爱，愿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与各外国公平交际，并保全内地治安及美满情形，使在中国之商务进步。此种政府，吾等将于外交上竭力相助。”（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14。）可见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在袁世凯身上看到了一个完全可以信的“新”政权。
依靠袁世凯来收拾革命造成的危险形势，甚至为此在必要时可以完全抛开清皇朝那匹老马，这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导的政策。”
李想微微皱眉，没有水仙想象中的惊讶，只因为一切如历史所演绎。
一个美国作者在1912年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中说，当袁世凯到了北京时，“他立即成为这个帝国的事实上的独裁者。对于他重新当政，外国人公开地表示欣慰。”（注：A.J.Brown:TheChineseRevolution，页173。）这样，袁世凯就成了一切内外反革命势力，包括侵略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面临末日的清皇朝以及混在革命阵营中的黎元洪这类的人，共同寄以希望的中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