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黄义匆匆离去的身影，苏福心想连黄义这样精明的人也摔跟斗，看来这次的金融风潮，钱庄只怕是十家留不到两家，

苏福忽然间想起刚才黄义提过，杜克银行地下钱库有几百万两银子。这当然是谣传，钱库哪有这么多银子？但是外人这样谣传，哪些被迫到走投无路的人，很可能会铤而走险，做出抢劫、挖地洞等蠢事来。

苏福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行，第二天总行就下了一个电报，提醒各支行要注意防抢防盗。

紧接着杜克银行在各地的总行，马上开工扩建地下金库。例如杜克银行上海市总行扩建地下金库，把金库修得更牢固，接着有5辆运钞车由轩辕国运到上海总行，从此开始，上海街道每天多了5辆防弹运钞车，每天早上从总行装上银钞运往各支行，晚上把支行的银钞和杜克超市的营业额，运回上海总行金库。一辆车管两个分行和超市。

银钞的集中管理，使得某些窥觑杜克银行的屑小之徒，无从下手，只好放弃了非份之想。他们有想过挖地洞进入杜克银行金库，但是人家的金库外层是二尺厚的钢筋混凝土，内层是几寸厚的精钢板，估计是土行孙来也没有办法钻得进去。

这是金库建设的时候，银行特意找来记者报道，好让屑小死了这条心。

跟接着又有歹徒打起了押款车的主意，话说金库牢固是吧，这移动的房子（运钞车）总归没有金库牢固。他们设下路障，把运钞车迫停，当众歹徒大喜围上去，准备尽情搬钱钱的时候，忽然运钞车四面开了几个小窗口，几条黑洞洞的枪口伸了出来，“哒哒哒哒”就是一梭子，机枪没有打歹徒，只是打中歹徒旁边的路面，“哧哧”有声，吓得众歹徒尖声惊叫，四散而逃，跑得比兔子还快。从此之后，一段时间内没人敢碰杜克银行的运钞车。

为此苏福受到杜克银行总行的嘉奖，除了给一份可观的奖金之外，薪水提二级，外加一个月的带薪假期。乐得苏福全家整年都喜气洋洋。

1883年11月底，苏福终于接到了差事：代表杜克银行跟上海地产大亨洽谈购买房产、土地事宜。

徐润又名以璋，广东珠海人，跟黄义一样，10多岁到上海，先在洋行当学徒，19岁上堂帮账，24岁升任主账，做到了洋买办。之后脱离洋行，独资开了一间茶栈，逐渐经营成为一个茶业网络。当时是中国茶出口欧洲的黄金时代，徐润的茶栈是供货最多的商人，称之为“近代中国茶王”也不为过。

在茶叶赚得第一桶金之后，徐润开始涉足上海的房地产业，至1883年底，徐润在房地产上投入的资本已达200多万两银子，拥有地产3000多亩，其中一共建有水泥钢筋楼房50多所、其他类型房屋2000多间。

1883年中国股票价格暴跌，当时的龙头股票开平煤矿，由5月份的210两每股，降至8月份的120两每股，至于其它的杂七杂八的股票，“腰斩”还是轻的，暴跌70%、80%是常事。徐润投入120万两白银购买股票，损失惨重。

此时各地钱庄银根吃紧，钱庄向徐润逼债。1883年11月31日，徐润把债权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众债权人：由于资金周转困难，房地产业已濒临破产，他计划将名下的房产低价抛售。

此时苏福作为杜克银行的代表，找到徐润，愿意全部收购徐润名下的房子和地皮。双方正在洽谈收购事宜的时候，12月1日，胡雪岩的钱庄开始倒闭。对于胡雪岩的失败，前世众多学者著书立说，众说纷纭。

但陈承宇概括起来，无非是二点：一是胡雪岩的阜康钱庄，跟当时所有的钱庄一样，倒账严重，放的钱收不回来，造成资金短缺，又遇上全国性的挤兑风潮，人人争着把存入阜康钱庄的钱取出来。

二是胡雪岩是左宗棠的“钱袋”，被人在背后搞倒。左宗棠开办福建船建局、马尾造船厂、采购军火、收复新疆军费等都与胡雪岩的支持有莫大的关系，他站在左宗棠的一边，也就是站在李鸿章的对立面。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不和源于政见不同：对于新疆，李鸿章不主张收回，而是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意思是把西征的钱钱，用作海防；左宗棠主张打，抬着棺材收复新疆。

对于中法的争端，李鸿章是主和，左宗棠主张打，最后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处理中法战争的主事人。

俩人针锋相对，左宗棠批评李鸿章：“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李鸿章恼怒之余，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领王德榜，并诬告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刘璈，使他们失去兵权。

军队领和兵备道都开刀了，何况一个小小的胡雪岩……